牵住北京发展的“牛鼻子”

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

2018-10-04

  市行政副中心的确立,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。 但是,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“谁是副中心”,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,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  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自今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以来,持续引发舆论聚焦,人们既关注中央的顶层设计,也关心京津冀三地如何落实。   7月10日至11日,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〉的意见》,确定了北京贯彻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:北京按2017年、2020年、2030年三个时间节点,部署四个方面目标任务:疏解非首都功能、提升首都核心功能,控制人口规模、治理北京“大城市病”,创新发展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,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。

  方案揭开面纱后,“通州升级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”成为这几天最火的新闻,有媒体感慨“尘埃落定”。

毫无疑问,市行政副中心的确立,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。

但是,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“谁是副中心”,局限在市属政府机关如何搬迁转移上,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,也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。

  历经2008年奥运会和2014年APEC会议的举办,历史名城北京更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,但也在多年发展中积累下日益突出的交通拥堵、大气污染等“大城市病”。

穿透这些表象,城市、人口与生态环境、资源承载力的巨大冲突,更令人深思。

与此同时,北京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,也对区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。

  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,也决定了其目标所向:同步破解北京的“大城市病”和区域发展难题,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,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。

在这一国家战略中,北京必须重新思考,“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、怎样建设首都”? 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北京的城市定位不够清晰,“强大的工业基地”曾是北京“名片”,“经济中心”也曾写入城市总体规划。 各项功能都高度发达的城市,未必适合承担首都功能。

积累了过多“一般性功能”的首都,也容易超负荷。 “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”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确立后,对城市功能“做减法”,疏解非首都功能就势在必行。   当前,聚集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:一般性的制造业,区域性的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,中心城区过于密集的教育医疗资源,部分行政、事业、服务单位等。

辩证看待,既要承认和肯定其对首都发展的历史贡献,也要清醒认识其与城市定位的现实错位,更要看到其对首都发展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。

 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,北京才能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。 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,也是破解北京“大城市病”的根本之策。   目前,北京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过快增长,历次确定的1000万、1250万、1800万等人口控制目标屡屡被突破,各种“大城市病”也多与人口相关。

人口向北京聚集,无论常住还是暂居,根本原因还是北京承载的功能多。

只有疏解功能,调控人口才能见实效、不反弹,才能为城市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修复争取时间、空间。   何况,天津、河北及周边地区常有“资源和机会被北京吸走”之叹。

北京将一般性功能迁出,必将与周边地区形成良性互动、优势互补。 当然,这种疏解不是简单的企业迁移,更不是污染输出,而是相互配合的转方式调结构、区域产业的集体提升。

  一株植物,修剪枝蔓,主干才能长得更强壮。 一座城市也是如此。

疏解非首都功能,非轻易之事,也难一蹴而就。 疏解功能、协同发展“首先是好事,其次才是难事”,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出发,坚持“控”与“疏”双管齐下,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,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,态度坚决、路径理性,就能超越短期的利益考量,克服眼前的畏难情绪,牵住疏解功能的“牛鼻子”,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首都。